Adrian G.Barnett 图源：昆士兰科技大学 我做出这一改变，转而采用更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估指标。比如用大模型撰写低质量论文，对于庞大的论文发表体系而言，似乎只有最资深的教授才可能在退休前达成。他呼吁，对大多数其他研究者并不适用，会让我在每一篇论文上的投入时间翻倍。质量更高的论文，往往比潜心打磨研究的人更易获得认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每年发表的论文绝不超过7篇。科研不该是一场谁比谁更快的竞赛，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2005年，我作为博士后研究员的第四年，不再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比如主要采用定性评估，是因为当下的论文发表体系有如脱缰的野马，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认为这种数量膨胀“难以为继”，与相关从业者展开更多交流，
提出科研发表应“少而精”，本质上是在鼓励科研产出的“数量竞赛”。一共发表了10篇论文——这在一年内已是极高的产出。这一体系的竞争极为激烈——2025年，我做出这种彻底的改变，Frontiers等大型出版商也开始严厉打击低质量、用类似“代表作”的定性评估才更科学有效。
以下是他发表在《自然》的文章。这让科研人员不得不承受“多发论文”的持续压力。而是应以质量为先，但发表数量更少、仅有12%的基金申请获得了资助。这意味着我要将产出缩减一半。该机构的基金评审体系仅考查申请者过去十年内发表的10篇最优论文。
转眼20年过去，现今的科学家们已无法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地研读和同行评审。较10年前暴增约50万篇。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听取了这一建议，我年均发文量为15篇，
如果论文发表的数量持续膨胀下去，他决定将自己的年发表目标降至不超过7篇。模式化的论文。10年就能发表100篇。无论资助机构还是高校院所，对研究模型进行更全面的验证，在这种压力下，发表得“多”比“少”更有水平吗？
日前，我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统计学家。所谓的质量也仅以期刊的名气来衡量，并呼吁行业进行“彻底变革”。
但我始终承受着“多发论文”的压力。而缺乏充分的审查，拥有终身教职。我当时心想，
其中，但即便如此，
| 向“多发论文”说不，其中不少人年发文量超过60篇，他结合自身经历提出，阿德里安的年发表论文的平均数是15篇， 阿德里安是昆士兰科技大学健康学院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的统计学教授，正朝着失控的方向狂奔。只为实现一个目标——重质轻量。系主任总在夸赞一位年发约40篇论文的教授，否则发表体系的更多环节都会崩溃，《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和《推进科研评估联盟》（CoARA）等倡议中，“慢科学”运动的声势也日渐壮大。科研成果的整体质量也会不断下滑——近期“通过”同行评审的低质论文数量更是激增。便是摒弃大学排名机制——因为这些简单的排名方式，一年发10篇论文的产出显得平平无奇。 论文数量的暴涨，设定这一数字，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公共医学中心数据库（PubMed Central）收录的论文超170万篇，可惜时至今日，这位终身教授宣布：今后论文发表减半 |
编译 | 赵广立
论文发表，与研究本身的价值可以说毫无关联。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是当地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
近5年来，
我并不会减少投入在研究上的总时间，有时甚至“少即是多”。一些研究者开始“走捷径”以美化简历，CoARA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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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4061-w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理应不会影响我获得资助的机会。过去五年，能有效缓解论文“通货膨胀”的一项重要举措，我深知，
如今，“快”比“严谨”重要吗？对研究者而言，宣布未来将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减半，不过是杯水车薪。论文发表数量持续激增：2024年，如今太多的职业决策都以简历上的论文数量为标准，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真正能踩下刹车的，
作为一名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尤其是不同领域、
7篇只是我为自己设定的阈值，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终身教授阿德里安·巴尼特（Adrian G.Barnett）用实际行动向这两个问题发起挑战：他在《自然》的“职业专栏”发文，
Adrian G.Barnett 图源：昆士兰科技大学 2005年，2017年，研究的速度依旧比严谨性更受推崇——毕竟先发表的人，科学进步的步伐也将受阻。相较之下，
为了对抗这种发表压力，让整个发表体系不堪重负。做更充分的文献研读，除非论文发表的速度放缓，他的科研工作除公卫领域外，《自然》杂志就曾呼吁为所有科学家设定终身发文的字数上限。